2016年以来， 随着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正式宣布退出TPP、法国选情跌宕，“逆全球化”趋势集中升温。然而，“逆全球化”与天生具有“全球化”属性的航运业势必会背道而驰，航运业将何去何从？
“逆全球化”浪潮来袭
2016年，不论是美国大选，英国退欧还是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都为全球化蒙上了阴影。2017年即将进行的法国大选，如果极右翼的勒庞当选总统，也许再次爆出黑天鹅事件，为全球化再添变数。这种逆转主要表现为投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以及美欧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
大国既可以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可以是去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当前的全球化逆动，应该说美国是主要推手。美国一方面为了缓解国内民众与精英阶层的矛盾，同时也为了避免对中国更有利的全球化。美国的中低产阶层收入的相对下降，以及日益增长的移民风险和恐怖威胁，引发了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治理政策的恐慌，特朗普现象就是美国民众对精英阶层和精英政治不满的集中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作为多边体制的受益者，美国不愿再维持既有的多边规则体系，而转向对自身更有益的跨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重塑更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全球化。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目的就是用能发挥自身优势的高标准规则限制和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以TPP为代表的高标准贸易规则谈判，但其遵循的高标准理念不会就此废弃。相反，一些新协议可能将以更加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重新定义”，未来新制度的塑造权之争仍然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可以看出，当前全球化逆动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其推动的全球化主动收缩，是基于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满的反映，也是美国主导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趋弱的表现。
从“日不落”帝国时代，到美利坚时代，再到今天群雄逐鹿时代，成就前两者也造就后者的“全球化”，真的在与当今的世界渐行渐远吗？无论答案多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似乎正汹涌而来，并且从受益于全球化最多的欧美大陆向世界蔓延。
对航运业影响没有想象大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新政的核心都在预示着“逆全球化”潮流的到来。逆全球化究竟会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带来哪些影响？
上海海事大学徐剑华教授认为，逆全球化趋势加深首先对航运业带来的影响就是需求减少。采购模式从全球化转到近岸和本国。不论是转移到近岸还是本国，肯定会带来货物运量和航运距离的减少，那么航运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对集装箱领域而言，货源减少会带来全球承运商竞争加剧。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会使得全球集装箱航运业的治理机制面临挑战。美国就是从本国的大众利益出发，在它的影响下，全球航运业的治理机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不是从全球性的角度，而是需要从国家的、民族的、区域的角度来考虑这些方面的利益。集装箱航运业的规则主要是全球性的规则，以后可能会更多地建立一些国家的、区域性的规则。然而，逆全球化对美国本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带来利好。美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包括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的硬件水平，码头作业的效率和智能化程度都要比欧洲和亚洲同类港口落后15?20年。如今，美国提出要加强内需，特朗普政府拟投资1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和交通设施是其中最主要的受益部门。这样一来，美国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都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国际航运也会间接受益。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航运部主任张永锋认为逆全球化对航运业的影响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影响大国之间海运贸易的发展。如今部分大国倡导的逆全球化无论是对大宗商品还是集装箱贸易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如果真的实现了特朗普之前说的要征收关税的话，肯定会影响海运量。因此,逆全球化会直接影响大国之间的海运贸易。第二方面，会增加海运市场的不稳定性。海运业在市场平稳的时候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不论是散货还是集装箱都有着他们自身的特点,比如季节性特点等。一旦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可能会直接带来一些政策层面的改变，如关税、反倾销政策等，这些政策都会导致市场产生不稳定性。第三方面，未来不同的经济体对现有的国际海事法律、法规、规则的发展趋势会产生一些分歧。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是不一样的，船舶也会涉及到很多方面，有标准、技术、规范等，各个方面的要求都不一样，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未来在这些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也会增多。
逆全球化趋势对航运业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业内人士肯定。但是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据记者了解，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影响可能并没有想象的大。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宁涛认为，由于特朗普上任时间太短，之前竞选的承诺和执政的现实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差异，能不能让逆全球化真的成为趋势，目前还看不出来。英国脱欧、特朗普的政治表态，更多是对过去全球化一种不满的表达。特朗普希望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但如果没有先进科技做支撑，则谈不上真正回归，而先进科技支撑下的回归并不能实现增加美国蓝领工人就业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政策对于航运业影响不大，反倒是科技进步对全球分工的影响会波及贸易乃至航运。比如大数据对贸易的优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简单加工的替代，都会改变之前各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会导致贸易物品的变化和区域分布。因此航运业更应该关注新技术革命对贸易的影响，各国产业转型升级对物流业的影响。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港航大数据实验室主任徐凯表示，航运业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一般意义上和运输方式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比如集装箱化的变革等，而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全球化趋势的改变对航运业的影响虽然也很重要，但往往并不是根本性的，只要全世界仍存在广泛的资源分布不平衡和稳定的人口总量。特朗普的这些政策更多的是会造成贸易上的摩擦影响，但产能回归需要职业劳动力的培养周期，美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也会有选择地回归，即使最终回归美国的本土产能也会带来更多去往美国的原材料运输，因此不会对国际总的贸易量直接产生影响，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从这一点来说，由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所带来的影响可能并没有想象的大。
打造和谐智慧航运
以欧美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试图改变当前全球的游戏规则，短期内肯定会对全球化产生一定影响。航运业如何在这股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克服困难，走出低谷，逆风浪而上是业内人士最关注的话题。
当前，尽管逆全球化趋势有加深的态势，但业内有识之士大多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福利水平还是利大于弊，任何不满和逆向行动都是逆潮流而动的行为都是暂时的，而加强航运业自身的竞争力才显得更为重要。对此，张永锋表示，对航运业而言，最核心的还是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对航运公司来说，具体包括服务水平、信息化能力、精细化管理水平、跨国际化运营水平等方面。对产品来说，竞争力强的产品，就算逆全球化趋势深入，受到的影响也会小很多。如果产品的竞争力较弱，竞争对手很多，那么买方就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在关税等方面的制约就更多。所以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方面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徐凯认为，对航运业来说要加强竞争力，最关键的还是要提升航运业的服务质量。从经济学一般规律来看，当一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的情况时，比如说船舶运力供大于求的时候，这时品牌价值、服务质量、成本控制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而在我国航运业中仍然普遍存在着管理粗放、服务质量差、企业信誉低的问题。这些不足使得国内航运业入门门槛被降低，“如果货主花点钱买条船能够做的和航运人一样好的话，那这个行业真的是很悲哀”。上海海事大学徐剑华教授认为，差异化和特殊化产品是航运公司应该重要考虑的问题。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万海和太平船务，他们的产品都有跨太平洋航线，而且他们的产品都很有特色。万海虽然规模远远小于马士基，但其利润率却超过马士基，就因为他们找准了自己的细分市场，做的是差异化的特殊产品，它的航线是一般人没有经营的航线。
除却提升航运业自身的竞争力，业内专家还纷纷提出其他应对逆全球化趋势加深的相应措施。徐剑华教授认为，航运业还要及时进行运力结构调整。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对于主要的全球承运商来说，18000TEU的大型船舶已无人建造，退出了集装箱航运业的主流市场，而适用范围很广且效率也相对较高的14000TEU船舶成为了主流船型。此外，逆全球化很可能带来支线船的比例上升，全球承运人要及时调整运力结构，增加区域性小船的比重。由于航运业的需求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会有所减少，全球承运商的竞争加剧，在这两种背景下，就需要进一步整合，减少全球承运人的数量，减少互相竞争的内耗。继续整合，使这个行业达到寡占型行业，这样就能对货主产生比较强的话语权。因此，这种集中化趋势在2017年还会继续加强。
张永锋表示，中国航运取得的大发展和我们的改革开放走全球化道路是分不开的，中国还应该强化多边合作，特别是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将有越来越多项目参与进来，包括港口的投资、对未来航线的布局等，这些都有利于化解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航运业来说，我们也要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参与制定全球的一些法规、规则来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只有我们更多更早地参与到全球规则的制定中去，才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权益，更好地减少未来的摩擦，防范未来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尽管我们身处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航运始终都是作为区域连接的重要手段。正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主任真虹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交通运输未来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所说，航运要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成为满足个性化需求、信息高度集成的智慧航运，方能以不变应万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