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镜芙，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七〇一所研究员。在驱逐舰研制和舰载作战系统、电磁兼容等新技术领域，他均做出重大贡献，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等奖项，被誉为“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使中国现代史上少了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却多了一位中国新文化革命的巨匠。就在鲁迅先生的晚年，1930年1月，相距鲁迅先生故乡绍兴140公里的浙江湖州，诞生了一位令人仰慕的舰艇巨匠——潘镜芙。因为所从事的专业是一个神秘的圈子，鲜为大众所知。
从1971年，我国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济南舰正式服役，到2017年，首艘国产万吨级驱逐舰在江南造船厂成功下水，新中国的水面舰艇经历了从黄水驶向深蓝的伟大航程。
40余年呕心沥血，潘镜芙像一位满怀期盼的父亲，目睹了国产军舰首次远航出访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青岛舰遨游三大洋，环绕地球一周；武汉舰和海口舰穿越印度洋，长驱亚丁湾劈波斩浪……
这一段艰难又辉煌的发展历程，“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镜芙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一生，他倾注所有心血在驱逐舰设计上，让国产驱逐舰实现零的突破。
如今，已是88岁高龄的潘镜芙，步履蹒跚，无法再登上舰艇。不过，每隔一段时间，潘镜芙都要到701所转转，和年轻的技术人员聊聊天，只有这样，他的心里才会觉得踏实。
有船才能生存
2017年11月7日清晨，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舰艇编队离开码头不久，大庆舰指控兵就在作战指控台上发现“敌情”。大庆舰抓住时机开火，仅过几秒钟，数枚炮弹呼啸而出，成功完成抗击……
在密集的军事新闻中，一次例行的海军训练报道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是转瞬而过。可在上海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潘镜芙此刻正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地观看演习，他的双眼透出浓浓的关切，那神情有欣慰、有期盼，更有抹不去的回忆和感慨。
曾几何时，孩提的他为了躲避日军的烧杀抢掠，和全家人一起乘着小船不断从一个村庄逃到另一个村庄，“有船才能生存”的思想从此深植他的脑海。过黄浦江的时候，江上全都是外国的军舰和大船，这一情景对幼小的他触动很大，这个孩子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建造中国的舰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不具备建造驱逐舰的能力。1954年，我国以每艘相当于17吨黄金的价格向苏联购买了4艘驱逐舰。毛主席在南京检阅海军时，几天时间里五次写下同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建造一艘中国人自己的驱逐舰，是建设强大海军的前提，更是中国舰船设计者共同的梦想。上世纪60年代，国家相关部门授命已经成为舰船电气专家的潘镜芙和舰船工程专家李复礼，牵头主持设计中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李复礼负责船体，潘镜芙负责电力、动力和武器系统。
“驱逐舰，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能造！” 1966年，潘镜芙以设计领导小组主要成员身份，开始主持设计我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拾起儿时的梦想，潘镜芙才发现这条路走起来异常艰难。以前，我国建造的水面舰艇都是单个武器装备军舰，互不联系，靠指挥员的口令来人工合成作战系统，综合作战能力很差。
关键时刻，“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参与了确定驱逐舰导弹系统方案的会议。在会议上，钱学森直言：“军舰是一个大系统，导弹只是舰上的一个分系统，把导弹系统装到舰上，要把它安排好，使它发挥最大的作用。”正是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观点深深影响了潘镜芙，启发他将这个理念应用于舰船设计中去。
为了实现“系统工程”的目标，他们首先要充分摸清国产设备研制情况，设计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潘镜芙带着同事们挨个去跑。他们“吃着窝窝头，每人每月三两油”，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先后召集一百多家单位参与设备研制，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从1968年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首制舰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首制舰于1971年12月顺利交付海军服役。从此，中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了远洋作战能力的水面舰艇，使我国驱逐舰进入导弹时代。
1985年，合肥舰和某综合补给舰组成编队首访南亚三国，结束了中国海军只能在家门口转的历史。一位老华侨参观后激动地说：“过去只看到美、苏、法等国的军舰来这里，现在祖国也能造出这样好的军舰，真是看了还想看！”
研制更先进的驱逐舰刻不容缓
上世纪80年代，导弹驱逐舰成为世界各国军舰竞相发展的目标，信息革命的浪潮推动着舰船装备的飞速发展。此时，潘镜芙内心很是忧虑：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现有的驱逐舰落后很多。研制更先进的驱逐舰，刻不容缓！
为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作战需要，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新型导弹驱逐舰，由潘镜芙担任总设计师。潘镜芙深思熟虑后，明确提出建议：“一方面尽量选择国内新研制的好设备，同时引进一批中国暂时技术还比较落后的国外先进设备。”
动力装置是导弹驱逐舰的“心脏”。当时，国外先进的导弹驱逐舰采用的是燃气轮机，而我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采用的是蒸汽动力，导致军舰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都受到很大影响。潘镜芙下定决心，在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动力装置上引用国外设备，当时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小争议。有人开始讥讽他造的新舰：“如果设备出问题了，难道让外国人来解决吗？”
潘镜芙顶住压力，反复强调：“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可弥补国内的一些短板不足，使新型驱逐舰整体站在较高技术起点上，加快国产驱逐舰的发展速度。凡引进的设备，都要确定国内的技术责任单位和生产单位，实现国产化，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潘镜芙的观点很快得到了研究院和海军主要领导的支持。
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电子设备众多，各种天线林立，如何使舰上的电子设备不相互干扰，达到协调相容，是潘镜芙非常关注的问题。
马岛海战中惨痛的一幕，让潘镜芙触目惊心——英国海军驱逐舰“谢菲尔德”号是先进的防空型驱逐舰，可它偏偏被阿根廷空军的“飞鱼”号导弹击沉了。深究其因是电磁相容性没有解决好——卫星通信时，雷达就不能开机，一开机就干扰通信。
装舰后的第一次调试，潘镜芙就发现他们设计的军舰在雷达和卫星通信方面也出现了互相干扰的问题。那个夜晚，他彻夜难眠，反复思考问题的根源。想了一个晚上，潘镜芙百思不得其解，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启程，先后赶赴上海、南京等地，一边调试设备一边观察试验结果。经过几次联调后，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很多人都泄了气。
搞科研不经历一些“沟沟坎坎”，怎么能获得成功？潘镜芙决定向这座山峰发起冲锋。他组织攻关小组，分析抗干扰效果不佳的各种可能原因，然后一条条测试，终于在数百条可疑原因中，发现了新的干扰源。潘镜芙对这一重大发现兴奋地大呼：“我们抓住了‘潜伏间谍’，这下有办法对付了！”再次进行调试，干扰源果然消失了，他们终于攻克了电磁干扰这一世界难题。
经过十余年努力，由潘镜芙主持设计的我国新一代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和青岛舰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交付人民海军。该型舰性能达到当时世界同类舰的先进水平，作战效能大大提高。此后，潘镜芙逐渐退居二线，不再具体负责舰船设计工作，但至今仍然担任国产军舰设计的顾问，为新型驱逐舰的继续改进做了许多幕后工作。
我最牵挂的还是海军官兵们
研制军舰这个神秘的事业，虽然和文学不搭边，可在潘镜芙这位文人科学家的家里和设计建造的舰艇里，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人文社区。
潘镜芙家里，最抢眼的是客厅、餐厅和卧室里的3个书柜，大部分珍藏的是中外历史上那些大文豪的著作。看那些藏书，不知底细者，还以为潘老是一位专攻文史的学者。
此生虽不能从文，但在潘镜芙的人生长河里，唯有“造船”和“赏文”一样不能少。潘老平时的休闲方式多是读书、写诗，还有欣赏音乐，每当他攻克了一道技术难题，总会拿起一把口琴，轻轻地吹上一曲浪漫又深情的《军港之夜》，他的思绪似乎也回到在海上战风斗浪的日子。
作为总设计师，潘镜芙处处身先士卒。水面舰艇最大的试验就是适航性试验。每次试验，潘镜芙都坚持参加，便于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
“记得第一次上船试验，我一躺下来就是天旋地转，像醉酒了一样！”回忆起往事，潘老的言语中透着诙谐幽默。
潘老的女儿却偷偷告诉记者，真实的情况是那时候父亲的腰椎间盘突出正好犯了，可他放心不下海上试验，坚持忍着剧痛上了军舰。在海上潮湿的风浪里，腰间的刺痛越来越重，潘镜芙就让同事搀扶着，继续指挥舰艇的操作。
大连海区的水不够深，就去舟山；黄海的浪不够大，又去东海、南海。为了提高导弹驱逐舰的航行适应能力，他率领设计人员长期颠簸在惊涛骇浪的深处。高海情试验，十几米高的大浪似乎要把人的五脏六腑掀翻，潘镜芙却坚持登舰指挥；雷达系统试验，强大的电磁辐射对人体伤害大，不管同事们如何劝阻，潘镜芙总要亲临现场。
几十年来，潘镜芙的工作单位从上海搬到南京，又从南京搬到武汉，他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研究所、造船厂、海上试验场度过的。
“从1966年到1992年，20多年里，爸爸妈妈几乎过着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爸爸才能回到上海的家中，那就是过年的时候。每次爸爸离开家，我都要大哭一次。”潘老的女儿动情地说。
“我对妻子和孩子真的很愧疚。分隔两地的那些年，我和家人都是通过写信相互支撑的。”直到1992年，潘镜芙的工作移回上海，这场马拉松式的亲情割舍，才算重新得以“焊接”。
研制舰艇近半个世纪的生涯里，他与战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潘镜芙在设计舰艇时像他写的诗文一样，处处体现出人文色彩。他希望给以舰船为家的战士，营造一个舒坦温馨的环境。
早期设计的苏式舰艇给人的印象是居室拥挤、通道狭窄、甲板层低矮、舱内空气浑浊，机器的噪声和高温给人的各种不适。
潘镜芙设计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可以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每层舱都装有两个循环式自动电茶炉，每个舱室都有真空处理厕所，房间明亮整洁，全封闭空调冬暖夏凉，舱室里还有健身房、学习室、电视室……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为官兵工作生活质量提供了可靠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