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船20岁生日之际，两家企业宣布即将结束20年的分家历史。2019年7月1日，“南北船”所属8家上市公司集体公告，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以下简称“中船工业”）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以下简称“中船重工”）正在筹划战略性重组。
8月17日，中船重工时任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公开表示：“南船北船‘离婚’20年，现在要‘复婚’了。当年分开是对的，是为了促进竞争，推动中国成长为造船大国；现在合并也是最好的时机，可以聚合资源、减少‘内耗’，共同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理到市场化竞争，从昔日的有海无防到如今跻身世界前列的海上力量，从曾经的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中国船舶工业的70年发展，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之路。
从政府到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工业行业实行政府管理。1950年10月1日，中央成立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主导船舶行业发展。后来随着机构改革，船舶行业前后归属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工业管理局、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九工业管理局、第六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六机部”）。
这些政府主管部门，既负责产品开发和组织生产，又负责后期销售，这种管理方式在国家经济起步阶段，由于项目少、资源少，易于集中管理，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弊端逐渐显现：企业、员工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企业缺乏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开始转变观念。
20世纪80年代初，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我国开始尝试用经济组织代替行政机构进行经济管理。1982年5月，我国第一个打破地区和部门界限，按行业实行联合和改组的专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船舶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彼时，船舶总公司是国务院领导下相当于部级的全国性专业公司，由六机部138个直属单位和交通部15个直属单位组成。其中，修造船厂26个，船用配套厂66个，事业单位61个。全公司职工30万人。
虽然这一改革带有比较强烈的行政色彩，但仍为中国船舶工业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在成立之初，船舶总公司为了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成立了多个地区分公司，在总公司统一领导下，有步骤地把权力下放给地区公司和基层企业，实行总公司、分公司和基层企业三级管理体制。在管理方式上由行政手段管理过渡到由经济手段管理，由集权管理过渡到分权管理，由生产型结构过渡到生产经营型结构，由大而全的工厂过渡到按照专业化分工的总装厂和配套厂。这些改革逐步使船舶工业内部企业具有了活力，对船舶工业影响深远。
这一阶段的改革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企业，船舶总公司仍然带有比较强烈的行政色彩，在内部管理上，尤其在与下属企业的关系上，仍然带有政府行政管理的痕迹。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对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改革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原有的几大军工集团一分为二，形成每个产业均有两大集团的竞争局面。1999年，船舶总公司一分为二，中船工业和中船重工正式成立。两大集团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造船工业属中船重工，长江以南的造船工业属中船工业，两家集团共同掌管中国的主要造船资源和军工资产，业内也将它们称为“南北船”。
通过这一改革，打破了原来一家大国有公司近乎垄断的局面，促进了船舶工业的竞争。
世界造船中心向中国转移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正是这个历史性的战略决策，使得中国船舶工业开始放眼世界、跻身国际市场，在与世界强手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工业行业之一。
为尽快缩短和世界先进造船国家的技术差距，船舶工业企业把世界各国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
从1979年开始，船舶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工作。重点引进了50多项世界先进船舶制造技术和关键船用设备制造技术，先后搜集了世界七大船级社上万个造船标准和技术规范，翻译、出版了8900万字的国外标准、规范及工艺资料。同时，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从工艺技术、操作规范到各种规章制度、现场管理等，全部按国际规范要求实施。
在经营上，先以价格优势争取订单，逐步做到随行就市。在船型选择上，从国际市场需求量较大，我国现有工艺、技术比较接近的常规船型做起。在船舶设计和配套上，对国内暂不能满足需要的，先从国外进口“以进养出”，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之后，逐步替代进口。
20世纪80年代初，六机部以香港市场作为突破口，实现了船舶出口合同“零”的突破。1982年，六机部下属的大连造船厂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建造的第一艘出口船“长城”号27000吨散货轮，历经太平洋(3.370,-0.05,-1.46%)、大西洋(3.160,-0.04,-1.25%)恶劣海况的考验，首航成功并交付船东，中国船舶工业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此后，船舶总公司和“南北船”又陆续将30万吨超大型油船（VLCC）、大型LNG船、万箱级集装箱船和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等高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原会长助理杨新崑2018年曾发文回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世界造船工业的发展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造船中心在欧美。当时，杨新崑以工程师身份代表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在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为原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原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监造船舶，目睹了欧洲造船工业水平及发达的船舶配套业；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造船中心逐渐向日本、韩国、新加坡转移。日本造船工业本土配套国产化率为98%，韩国造船工业本土配套国产化率约为85%；21世纪初，世界造船中心开始向中国转移，主要是长三角地区、渤海湾地区、珠三角地区。在造船第一梯队国家中，中国一举超过日本、韩国，造船产量成功登顶。
20年前，船舶总公司总经理张寿曾表示，世界上只有3种船型我们还造不了，即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豪华邮轮及航空母舰。如今，我们全能够建造。中国船舶业已经有能力按照世界各船级社的规范和各种国际公约，设计、建造和坞修各类船舶和海洋工程产品。
从2009年至2012年，我国第一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接连取得1000米级、3000米级、5000米级和7000米级海试成功。蛟龙号由中船重工七〇二所和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研制，是目前全球下潜能力最深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
2012年9月25日，由中船重工建造的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予中国海军。此次航母入列，对于提高中国海军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增强防卫作战能力，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没有航母的历史从此结束。
2017年4月26日，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首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母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2019年1月，工信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18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40%，继续保持世界领先。
政策东风
在船舶企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航运市场震荡下行，行业进入长达10年的“寒冬”，目前仍在低谷徘徊。面对低迷的市场，全球造船产能严重过剩，船舶企业接单难、交船难、盈利难、融资难等问题愈演愈烈，部分船企开工严重不足，甚至破产倒闭。行业发展异常艰辛，中国船舶业两大巨头中船工业和中船重工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中国船舶工业经济与市场研究中心的测算数据显示，以CGT（修正总吨）计算，2018年三大船舶制造国家中、日、韩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3%、85%和58%，中国和韩国产能闲置率最为突出。2019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产能利用监测指数（CCI）为590点，同比下降5.8%。化解过剩产能仍是重中之重。
受市场低迷影响，“南船”中船工业旗下船舶总装业务经营主体中国船舶（600150.SH）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亏损超20亿元，一度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国内船舶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3256.5亿元、45亿元，各自同比下降30.8%、23.5%。2019年1～8月，全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6.7%。承接新船订单同比下降37.9%。截至8月底，手持船舶订单同比下降10.4%，比2018年底下降11.4%。
船舶行业进入寒冬之后，国务院和各部委为扶持行业发展密集出台政策。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要采取综合措施，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大生产经营信贷融资支持，增加船舶出口买方信贷投放，支持大型船舶企业集团及其他骨干船舶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引领船舶工业穿越“寒冬”。2010年，国家将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领域，并出台一系列措施加以扶持。
2017年11月，工信部、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进一步明确，鼓励实施专业化重组、并购以及内部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压减低端过剩产能，提高骨干企业核心竞争力。
今年7月，在央企重组浪潮中，市场传闻已久的“南北船”合并终于得到官方确认。长期以来，“南船”侧重船舶制造，“北船”侧重船舶设计和配套。业内普遍认为，“两船”合并有利于船舶行业的结构调整，淘汰低端落后与过剩产能，同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减少无效竞争和重复建设问题，提升船舶业的国际竞争力。
对于南北船合并，8月17日，中船重工时任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公开表示，2014年就在推动两船合并。在此期间，国际造船业兼并重组不断，在全球造船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这是大势所趋。
据胡问鸣介绍，2015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来年重要工作，船舶制造业与煤炭、钢铁被列为3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那时，船舶制造业主要采用白名单制度推进市场出清。我们希望两船合并，主要是基于海洋装备做强做优的考虑和市场竞争应在不同所有者之间展开的原理。”
胡问鸣认为，中央企业应该是遂行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使命的经济组织，除了完成产业发展和保值增值任务等经济目标外，还肩负着政治责任与国家使命。
胡问鸣曾在2012年7月到2015年3月任中船工业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调任中船重工任董事长、党组书记，2019年8月30日退休。
2019年8月底，南北船合并的另一位推动者中船工业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在《中国船舶报》发表了题为《舰船报国七十载激情奋进新时代——船舶工业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文章。雷凡培提出，我国船舶工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要瞄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把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作为战略发展重点。
雷凡培称，未来要积极推动船舶工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淘汰过剩、落后产能。要积极占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对大型邮轮、智能船舶、智慧海洋、智能制造、深海采矿、极地装备等事关我国船舶工业、海洋科技工业发展全局和企业发展未来的重大关键领域和制高点必须要加强预见性、前瞻性，在这些领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引领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产业标准制定，推动更多的中国船舶工业技术标准成为全球通用标准，为未来赢得更大发展空间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