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平心而论，制造业的全球化采购只是发达国家减少工作机会的一部分原因。据一些学者估计，这部分原因只占20%。其他原因则是自动化与创新。类似地，如果不是因为低廉的运费，发达国家本来应该能够保障更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与减少工作机会的效果相比较，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低廉的消费品价格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由于集装箱运输的大部分外部成本并没有全部反映在其运价上，比如公共部门和码头营运商为满足船舶大型化需要而追加的港口码头和集疏运基础设施的投资，所以低廉的海运运价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贸易的发展。
贸易全球化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其价值会与其他价值相竞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把全球化的“政治性扭曲”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即全球经济一体化层面、国家政治学层面和大众政治学层面。
按照罗德里克的解释，在这三个维度中，你最多可以占有两个维度，但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占有这三个维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模式是建立在国家政治学层面的，主导思想是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很少顾及普罗大众的利益。技术专家一再提出的解除和减少管制、缩小国家权力和推行全球和谐等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
虽然全球化的战车依靠惯性还会滑行许多年，但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正在扭转它的方向，即从国家层面固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转向大众参与的政治学。
这一改变给人们的第一感觉似乎是不利于航运业。从国家层面来看，贸易的减少就意味着航运货物的减少。既然至少在2020年以前，集装箱航运业的运力供给超过需求的状况不会改变，那么，运输需求的减少显然不是好消息。因此，集装箱航运业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婚礼与葬礼”是很正常的。
贸易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当贸易使人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生活得更开心、更健康，当地社区环境不受公害的侵扰，这样的贸易才有意义。这同样适用于航运业，也就是说，只有当航运业能够创造财富，并给社区带来正面影响，这样的航运业才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航运业不仅是更广泛的世界的一个派生需求的函数。通过营造一个更干净、更道德、更负责任的行业，航运业可以从很多方面营造一个更受欢迎的全球化体系。
未来几年内，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将会发生变化。以全球和谐为目标，在各个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会出现更多的量身定做的治理机制。按照这种机制，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将得到更加强烈的表达。
全球贸易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全球集装箱航运业的治理机制。到目前为止，集装箱航运业治理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为了维护一个全球性的竞技场，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行业需要全球性的规则。随着全球化的终结，这样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很可能被辅以出于不同目的的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补充规则。
